我从未提及过的往事

我在越南居住过38春秋，那段时间比我在英国居住过的还短，我在英国的生活好像身在桃源中一样，白天到公司上班,晚上回家与妻小欢聚,没人敢于叫我去开会,去学习某某政党所推出的主张和政策, 没人敢于迫我去修堤,去筑路, 总之,没人敢于迫我干我不想干的事情, 只要我遵守法律规则就行。在英国生活, 没有争执, 也没有烦恼.结果, 就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记载下来的！相反, 在越南生活的38年当中,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事故发生, 那荒谬绝伦的现实曾经把我卷入其中, 不能置身事外.当时每一个人都被迫变成过一盘棋里的被人指使的棋子,任由狡猾的政治家随意摆布. 如果谁不够机警聪明的话,谁就摆脱不了难以想象的险境. 所以说每一事件的发生都充满着血的教训,使人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, 真是值得记载下来的。至今有的事情已在我的笔锋下被曝光了，但也有的事情我一直还没有提及过，以下是我没有提及过的往事：

A 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经历过的事情

(一)我姨丈之死 -1946年。

每当有某事件发生时，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。例如,史书认为纣王昏庸暴虐，是个昏君 ; 但郭沫若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，敢于采用反向思惟的方法去分析纣王的功罪。他认为帝辛(纣王的真名为受或者辛)倒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他的武功曾经对神州的统一，经济的发展，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. 就是这个原因，我愿意把成语 ‘助肘为虐’改为‘助杰为虐’.让我再举一例：西方的史家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认为‘武元甲将军是红色的拿破仑’. 相反,我舅父参加过奠边府战役，他曾亲身体验过中国炮兵兵力的威力，他曾经对我说：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要归功于以陈赓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智谋。我姨丈之死至今也有两种对立的解释：1946年，一个炎热的下午, 太阳高挂在空中；我做完了功课后，便到我姨妈家去跟表弟和表姐一起玩耍。大概一个钟头之后, 有两个卫国团战士出现,胳膊上挎着枪,匆匆忙忙的走过来, 然后闯进了家门口，其中一个士兵对姨丈说：‘上级有指令请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...’；从此以后, 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姨丈了。直至1947年，在一个秋天的深夜里，我正睡得香的时候，忽然在门外有人大声叩门, 把全家人都从梦中惊醒了, 随后家父起床把门打开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敲门的却是画家黄立言先生，他是家父的知己. 进屋后，家父叫人做饭给他吃，然后他把逃脱牢狱的过程讲述给全家人听...我从他的口中，得知姨丈已于1946年被人枪决了。按照黄立言先生的说法, 在我姨丈被捕那天，还有报界知名人士潘魁先生，他 (黄立言) 和小说作家凯兴等人, 也同时被关进牢里。后来，黄先生侥幸逃脱了监狱，才能活着回来，把一切事实都告诉我们。有人相信这一立论, 因为我的姨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，他的诗充满豪迈的情怀, 具有浪漫的风格, 对激进分子来说，这种思想会给鼓吹革命的热潮带来危害。不但如此, 我还听说过, 他在那段时间内，还敢于站出来跟那班持有枪炮的政客们竞选，所以他的死是迟早的事情。六十年过去了， 2006年夏季，在我去越南探亲的旅途中，我从姨丈亲弟的口中得知：‘姨丈倒是一个革命烈士,他于四十年代末曾被法殖民者杀死, 在监狱中壮烈地牺牲了...’有人却相信这一立论, 因为他们认为我姨丈是个单线特工，他之所以被自己人抓捕是因为组织想转移敌人的注意力。我不敢肯定, 哪种说法是正确，哪种说法是错误，但我敢肯定, 曾经有过两个卫国军战士于1946年夏季闯进姨丈的家中, 然后把他抓走...这无疑是事实, 是我亲眼见过的。

(二) 夜间‘聚会’ 1946年

平凡人之所以能做聪明事是因为他坚持站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,如果发现采用正向思惟的方法得不到美满的效果时,他就采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去解决问题.换句话说他肯克服思考定势的局限性... 以下的片段足以证明这一点: 有一天，斜阳似乎不想离开万物，还留恋地映照在云树和大地上；仰望天空, 一片红霞点缀着山峦, 微风轻轻地抚摸着花草，枝叶，杨柳在微风中袅袅起舞，呈现出苗条的姿势；黄昏总是肃静的。正当我与小伙们在月光下玩耍的时候, 忽然看见了梨园先生(越盟特工译音)走进我家门口,他脸带微笑跟家父打招呼：‘好久不见，近来好吗！’. ‘还算过得去!’家父回答。之后, 他邀请家父二更前往偏僻的长桥去聚会。家母站在旁边,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！但家父曾经干过地下工作,每每遇到不对劲的事情,他都记住培根的话：

If a man begins with doubt, He shall end in certianty.

也就是说，要从不确定性因素的角度出发，去分析事情。他知道，梨园是个口密腹剑的家伙，对他的言行，绝对不能以正向思惟的方式去分析事情；更何况，按常规同志聚会必须是在白天举行，为什么约定在深夜呢？最终家父就推却不去参加了。明天一早，长桥下飘浮着五个被捆绑在麻包里的尸体...家父发现了尸体后，便将长桥聚会与尸体被打死的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...经过这一事故后，家父曾经对我说：‘最可怕的不是站在你面前凶悍蛮横的敌人，而是躲在你背后的口密腹剑的朋友’。无论如何, 运用反向思惟的方法，能让家父成功逃脱了险境，挽救了他自己一命至今，我依然找不出梨园邀请家父去参加聚会的原因，但我敢肯定的说，当时家父一面拥护越盟，一面准备出版‘三民主义’等书，让梨园认为家父与‘越国’脱不了关系。

(三) 出版 ‘三民主义’一书 1946年

1946年，越南革命取得胜利后，胡志明去法国谈判，把主席的职位交给黄叔抗先生暂时代理。当时, 我家住在河内谢贤街, 从那里到主席府不远，况且解放前，家父曾帮过黄老办报纸，所以他们有着师生的关系。当他把 ‘三民主义’一书翻译完毕后, 就立即去见黄老,希望黄为该书写序。家父以为黄老会赞成他的做法，谁料，黄老笑着说：‘我劝廖先生停止这种做法，因为 ‘越国’与‘越共’本来是水火不能相融；如果出版这类书籍，廖先生会碰到‘杀身之祸’的。听了黄老的劝告后，他立即取消了这个念头。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，我可以下结论：所谓‘子趋亦趋子不亦步’ 这句话是指我们定要听从智者的劝告，追随他的步伐‘走路’，我们一生会平安无恙的。

下期继续讲述... 廖海风 2018/8